清康熙 御制铜鎏金释迦牟尼佛

Lot 3586

高：82cm

成交价 RMB 　63，250，000

一尊举世罕见的康熙宫廷巨制清宫崇佛之风盛行，康、雍、干三帝佛学造诣颇深，信仰弥笃，加之国运昌隆，宫中佛像之造作以此三朝为盛。清康熙一朝，开清代宫廷佛造像之先河，既承继明代造像特点，又开创了清代造像崭新的风格。纵观中国宫廷佛教造像艺术之历史，清康熙宫廷造像有着承上启下的节点地位，材质奢华不计成本，工艺考究精益求精，其杰出的品质代表了清代宫廷造像的最高水准。此尊罕见清康熙宫廷御制铜鎏金释迦牟尼佛造像，堪称清代宫廷造像中的一件旷世绝品。此尊释迦牟尼佛右手下垂施触地印，左手结禅定印，再现了2500多年前佛陀战胜魔罗证得佛果的伟大瞬间。那时，佛陀于菩提树下面东而坐，作出了坚固如金刚的决心，誓愿保持禅定冥想的姿态，直到悟透真理实相，证得无上佛果。此时，魔罗带领三位魔女来到了他面前，作出了试图让佛陀分心的种种诱惑，以阻碍佛陀证悟世间的真相。而对于一切试图破坏佛陀追求理想的种种诱惑，佛陀均不为所动。根据传统记载，魔罗展开了最后的攻势，试图动摇佛陀的决心。对佛陀追寻心灵觉醒的理想与脱离轮回获得最后的解脱，魔罗提出了质疑。于此觉悟的关键时刻，禅定坐姿的释迦牟尼佛移动膝上的右手，以食指触碰大地，并说：“大地是我的证人。”在此瞬间，天神、地神纷纷涌现，齐声喝到：“我等愿为作证。”魔罗、魔军、魔女见此状遂四散败逃，留下佛陀独自在菩提树下的金刚座继续伟大的觉悟。于是，世间有了佛陀。此尊独特的释迦牟尼佛像无疑是流通领域中最巨大、最重要的一件清康熙宫廷鎏金铜像。佛陀跏趺坐于双层莲座，身型比例优美而修长，在严谨地遵循佛像度量经的同时融入了自然的写实之风。佛陀身姿挺拔，肩线平直，胸脯挺起，于中原佛像的圆润柔和中增添了硬朗的雄浑气魄。观佛陀面相，丰圆适中，五官匀称，较为秀美。双目微张，垂视下方，神情寂静而安详。双眼的造型是写实性的，上眼睑呈优美的弧形，眼尾微微上扬，眼睑上方加刻一条流畅的阴刻线以强调。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起伏柔和、形状精致的眼型深具康熙朝造像特色，与后来的乾隆朝造像截然不同。此尊前额发际线向下凸一尖，两侧成弧形，更衬托出佛陀面部的端庄优美；肉髻近球形，其上宝珠呈桃形，肉髻和宝珠均较乾隆佛像更为高耸。此种发际、肉髻以及宝珠的造型亦为康熙宫廷御制铜像的造型特点，参见康熙元年宫廷御制铜鎏金燃灯佛（图1），美国罗德岛艺术与设计学院美术馆藏，参见《Wisdom Embodied：Chinese Buddhist and Daoist Sculpture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页23，图27。康熙宫廷佛像的佛衣吸取了明代造像的特点，线条流畅排布，塑造出纺织物的垂坠感，在佛衣的边缘和裙角喜用阴刻花纹。此尊佛陀身披袒右肩式田相袈裟，腰系长裙，衣褶贴合身体结构，弧线如行云流水，纹线分布优美，造型立体灵动，将衣料柔然、垂坠的质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腿部衣纹呈放射性在莲座顶面铺开，衣料如波浪向两侧蔓延、伸展，呈现出如在梵天净土般的庄严与静谧。此尊衣料上錾刻有繁密的纹饰，以细致优雅的线条刻画出盛放的莲花、牡丹等各色花卉，这种精致的卷叶蔓纹与盛开的花瓣常见于同时期的官窑瓷器，参见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御制蓝地珐琅彩缠枝牡丹纹碗，以及台北故宫院藏，清康熙御制黄地珐琅彩牡丹纹碗。除了富有康熙宫廷特色，此尊佛衣纹饰的另一特点，在于花卉种类丰富，数目亦繁多，且姿态各异，不见重复；刀法灵动，在严谨细腻中见飘逸之美，富丽堂皇的同时又富有生机和活力，用极致的工艺呈现出顶级宫廷艺术品的丰美与华丽。此尊莲座为康熙宫廷佛像中等级最高者，共有三道连珠纹周匝环绕，上沿、束腰、下沿各饰一道；莲座正面呈梯形，较为宽大，双层莲瓣饱满宽肥，将整像气势衬托得更加宏伟高大；莲瓣分为双层，里层莲瓣隆起较高，瓣尖装饰三朵卷云纹，纹样立体生动；且里、外层莲瓣两侧边缘均饰有卷草纹，极尽装饰之华丽。同类莲座仅见于刻有年款的康熙御制造像，参见故宫博物院藏康熙二十五年御制铜鎏金四臂观音像（图2），以及维也纳人类学博物馆藏康熙二十年御制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像。此尊莲座背面的如意云头开光自莲座之上凸起，边缘深邃，富立体感，与乾隆朝造像平面的云头开光不同，此为康熙宫廷造像的另一特点，参见纽约佳士得2018年春拍洛克菲勒家族旧藏清康熙御制铜鎏金无量寿佛（图3）。佛陀的身像与双层莲座以黄铜分别铸造，而后合铸而成，为清早期巨像铸造的典型工艺；铜胎厚重，仅底沿厚度已达15毫米，整像重达106.6公斤；鎏金较厚，金色明黄，与乾隆时期造像的冷金色不同，观之灿烂悦目，可见用料奢华，不惜成本，与清晚期佛造像偷工减料的现象截然不同。莲座上的三道连珠纹与莲座亦为分铸而成。连珠总计521颗，每颗均为直径约8毫米的正球形，单体实心铸造，鎏金后逐颗与莲座焊连，方能达到珠圆玉润、严丝合缝、极富视觉冲击力的效果，此为康熙宫廷造像空前绝后的工艺创举，亦是康熙朝宫廷造像的特点之一。根据统计，存世康熙朝宫廷御制铜鎏金佛像，尺寸大于50厘米的全世界仅存六尊，其中有三尊藏于博物馆，即故宫博物院藏康熙二十五年四臂观音像、美国罗德岛学院美术馆藏康熙元年燃灯佛、维也纳人类学博物馆藏康熙二十年释迦牟尼佛；在流通领域内出现的仅有三尊，除了此次现于嘉德拍卖的这一尊，另外两尊分别是2011年香港苏富比春拍Lot3060清康熙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图4），以及2018年香港苏富比秋拍Lot3626清康熙铜鎏金无量寿佛（图5）。其中，2011年现于香港苏富比拍场的释迦牟尼佛，莲座仅有上下两道连珠纹，且莲瓣外缘光素无纹饰，佛衣纹饰较康熙宫廷造像的标准器亦有所简化；且铜胎较薄，脖颈处憾存裂痕。而2018年在香港拍出的铜鎏金无量寿佛憾失底座、帽冠。对比此三件造像，嘉德此尊在工艺、品相、艺术质量上的优势得天独厚。

康熙五十四年 御制铜鎏金交龙纽八卦纹钟

Lot 7832

高：73cm

成交价 RMB 　14，720,000

清代时按古制于坛庙祭祀和殿陛典礼两类场合使用中和韶乐。而乐器的种类和配件非常讲究，以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材料（又名“八音”）制造，凡十六种、多达六十多件。编钟属金属类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系，而它的历史更可追溯至商代。据万依在《故宫博物院藏宝录》（香港1985年出版）的“金钟编”所述，除了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的一套战国编钟达64件之多外，此后朝代的宫廷编钟多为16枚一套。到康熙时，虽仍保持着16枚一套的制度，但在音律的编排上略有改动。两件鎏金编钟器形呈圆酒桶形，腹腰稍宽，下口平齐，和战国时代编钟原型的扁圆而下口带角的造型颇不相同。康熙朝亦统一了编钟的大小，以钟壁的厚薄和重量来调节高低音调，有异于前朝以小钟发高音，大钟发低音的做法。依《清会典图》所记，发音最低的“倍夷则”重达清秤180两，而发音最高的“应钟”则达清秤380两，差别逾二倍之多。钟身前后分铸“八卦”纹一组，横向以鼓钉，纵向以回纹分隔。两钟正面中央分别铸阳文楷书律名“應鐘”和“蕤賓”，背面铸年款“康熙五十四年製”。下方近口处铸八个“音乳”，作击打之用。保存完好，除少处磨耗外，鎏金整体金光辉映，令人想象到康熙时祭祀典礼全套齐悬在金漆雕木编钟架上时所展现的华贵及庄重。

清 康熙 “大清康熙年制燕台施氏精造” 马槽炉

Lot 0016

高：86cm

成交价 RMB 　14，560,000

《抵京景物略》谓宣炉之后“有北铸，嘉靖初之学道，近之施家。……有南铸，苏（州）蔡家，南（京）甘家”。沈子《宣炉小志》又有“施家过厚，甘家过薄”之说。此炉极厚重。“燕台”知为北铸。“精造”知为铸家款识。“康熙年制”记时在《景物略》刊后数十年。盖施家业此者不止一代。综上所述，此炉亦可视为标准施炉。李卿丈旧藏，1951年2月28日购自庞敦敏。─摘自王世襄著《自珍集》马槽炉为十七世纪所铸，“大清康熙年制燕台施氏精造”十字篆书刻款。字迹工整，刀笔劲健，前六字严谨节度，后六字稍嫌疏朗，尤以末两字过疏。原铜包浆，年久温养，为自然天成之腊茶色，赤色蕴黄，洁银藏紫，赤铜也。文房之炉，多细精小，马槽之炉，历来为文人崇尚，订制如此大器者，必为大家之用也。细察斯炉，宽长合度，高低适中，双耳谐称，四足规矩，以十四公分之马槽大器，能如此皆美者，当为罕器。以《钟鼎茗香》之“雅玩”款马槽相较，颇具兴味。前者为施家北铸，后者当为南铸蔡家焉。马槽炉为方正耿直之器，一般宣炉均取“天圆”，唯马槽炉则依“地方”，恰为宣炉一族添了阴阳平衡。此马槽炉之形、色、款、质、工艺、相品可谓全矣，尤以“两名合一法”成款，则为宣炉之中罕见之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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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 释迦牟尼

Lot 9990

高：44，5cm

成交价 RMB 　9，890，000

清代满州贵族兴起于关外，入关之前已信奉藏传佛教，入主中原之后，藏传佛教更成为皇家信仰。有清一代中尤以康雍干三朝为最，其中康熙皇帝曾受哲布尊丹巴传授长寿之秘法及长寿佛之灌顶，对藏传佛教的崇信更趋极致，故宫廷造办处制作了相当数量的造像以在内廷和各处皇家寺院供奉，本件释迦牟尼佛即是一件罕见的康熙宫廷大型造像重器。此件释迦牟尼造像体量硕大，身躯挺拔，各部分的比例把握准确，表现出极高的造型功力。绀青螺发排列规整，顶部肉髻圆凸，上饰宝珠顶严。面部脸颊丰满，双目微合，眉间嵌有红色宝石白毫，双眉细长，鼻梁坚挺，双眉与鼻准组成优美的曲线，显得格外俊朗，气度恢弘不凡，有帝王之相，表情静穆柔和，略含笑意，象征此佛内在宁静纯洁的精神世界。双腿结全跏趺坐，双手于胸前结说法印，刻划柔软生动，富有写实性和生命力。身着袒右式袈裟，一角反搭盖住右肩，胸部露出内束的裙腰，边缘呈折带纹，翻卷自如，袈裟上錾刻有细致精美的花纹，借鉴了织绣上的装饰图案，以细腻精微的技法在铜像表面生动地表现出来，衣纹起伏凸显，转折流畅自然，富有立体感。莲座为仰覆莲式，沉稳宽大，上下层均饰有细密的连珠纹，珠粒晶圆，虽是铜铸，却让人感觉到玉石的圆润，可见工艺水平之高，使整个作品表现出一种尊贵的气质。最为特别的是它的莲瓣，造型宽阔，每一瓣均有两层，下层勾勒出一周火焰式锯齿，上层莲瓣尖端则有卷草纹样装饰，这是其它任何时期造像中所绝无仅有的形式，仅见康熙一朝，应当是清宫独特的创造，可与北京故宫典藏康熙皇帝为其祖母孝庄太皇太后所特制、具有明确纪念款及铭文的四臂观音相参照。另有承德避署山庄藏“清康熙 四臂文殊菩萨”之莲瓣造型与本件作品如出之辙。整件作品制作工艺极为精细，鎏金厚重华美，俊秀的造型、精美的阴刻纹饰及独特的莲瓣均是康熙时期宫廷造像的典型特点，相较于拍卖市场上出现较多的无量寿佛而言，此作的稀有性更值得非常关注，有很高的研究和收藏价值。

清康熙 陈鸣远制廉斋铭乌泥束腰壶

Lot 6023

高：30cm

成交价 RMB 　89，950，000

吴骞在《阳羡名陶录》中说：“鸣远一技之能，间世特出。自百余年来，诸家传器日少，故其名尤噪。”一个世纪中，陈鸣远以他高超的紫砂技艺和当时江南文人雅士相结交而成为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大师。陈鸣远字鸣远，号鹤峰，又号石霞山人，壶隐，清康熙年间宜兴紫砂名艺人，是几百年来壶艺和精品成就极高的大师。所制茶具、雅玩达数十种，无不精美绝伦，他还开创了壶体镌刻诗铭之风，署款以刻铭和印章并用，款式健雅，有盛唐风格，作品名孚中外，当时有“海外竞求鸣远碟”之说，对紫砂陶艺发展史建立了卓越功勋。他善于制作案头陈设的清供雅玩和文房用具，像生的菱角、扁豆、花生等等，无不精妙，把果蔬的自然生态表现的淋漓尽致，再配以契合果蔬肌理的泥色，令人拍案叫绝。相比案头文玩，陈鸣远所制茗壶因其数量少、保存困难，更被世人所珍爱。陈鸣远周旋与江南一带著名文人之间，如桐乡汪文柏、海宁曹廉让等等。高超砂壶技艺和风雅的文人翰墨相结合，使陈鸣远的作品臻于超尘脱俗，是砂壶工艺上乘之作。此件陈鸣远制廉斋铭乌泥束腰壶就是陈鸣远与曹廉让合作的一把茗壶。廉斋即曹廉让，字希文，曹履泰之孙。硖石人。著有《廉让堂诗集》和《廉让堂唱和集》。工书法，写的诗很受当时著名诗人王士祯的赏识。著名画家王翚还特地画了《春明折柳图》送他。可见也是一代名流。天津市艺术馆珍藏的陈鸣远精制的天鸡紫砂酒壶，作于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被视为国宝。壶上刻的南北朝时文人庾信的诗句“柏叶随铭至，椒花逐颂来”，即出自于曹廉让的手笔。经专家对照故宫博物院所藏《王士祯放鹇图》后曹廉让的题跋，确定两者一致。这件紫砂壶最初曾藏吴骞处，吴骞在他的《阳羡名陶录》中就谈到：“予尝得鸣远天鸡壶一，细砂做紫棠色，上锓庾子山诗，为曹廉让先生手书”。壶身原有铭文，吴骞还在自己文集中收入亲自改写的铭文。南京博物馆有陈鸣远另一件精心制作“东陵瓜壶”，上面题刻有“仿得东陵色，盛来雪乳香”等字句，经专家研究，也是曹廉让手书而由陈鸣远手制的，说明两人合作得很好。此器出自闽南，出土时壶嘴与盖子口沿俱残，乡人无知乃以砂轮磨整，殊为可惜。壶胎砂质坚致，掺以五色砂泥，色采斑谰，极具视觉美感。胎质精细，色泽光润， 包浆自然。体型精致小巧，壶盖上隆近半圆形，茶壶壶底平整，假圈足中留出四个犴门，以虚空间破沈闷感，形成虚怀若谷之意。壶钮作桥形，上方镂出长方孔，与壶的底足遥相呼应。器形敦穆稳重，中束腰带纹，壶钮、底足亦饰方线圈束。壶底行书铭文曰：“一壶清茗，万卷藏书，明窗净几，其乐蘧蘧。”署款“廉斋”。笔韵雅致，书卷味十足，文字风格细丽娟秀，有晋唐风格，灵秀清逸之中不失遒劲古韵。《阳羡砂壶图考》载有一件风雨楼所藏“曹廉让束腰鸣远方壶”拓本，作者张虹记曰：“邓秋枚以鸣远方壶拓本寄赠，并云此壶题识乃曹廉让手笔，盖鸣远客海宁时，尝馆于廉让家。”此壶其形制铭文书法皆与张拓本极为相似。壶身吟有“陈鸣远制”篆刻款识。中国的紫砂工艺，在十六世纪中期到十七世纪前期是名家辈出的高峰期。清初及康熙前期，砂壶制作趋于低潮。著名的《宜兴县志》时，只列举 了陈鸣远一人。陈鸣远活跃于康熙中期到晚期，所结交的皆为上层文人和官宦世家。他所制的紫砂壶数量不多，只为极少数人需要而定制，因而传世作品极为有限此件砂壶不得不说是其作品中之精品，足以使藏家发古人之幽叹，回味陈鸣远高超的艺术造诣。